“可持续智能城镇化”2017年春第十三讲暨第198期可持续发展沙龙系列研讨课于2017年6月6日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教学北楼301阶梯教室开讲。主讲人戴星翼教授带来了主题为“高密度区域环境治理”的精彩报告。

      戴星翼教授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是环境管理学科建设的带头人，研究兴趣涉及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社区发展等。负责主持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教育部、上海市及其他地方政府委托研究课题共计30 余项。

      首先，戴星翼教授指出，高密度是我国重要的国情。总体上来看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适宜人类经济活动的国土面积小，人口经济压力集中，生态敏感区面积大。胡焕庸线将我国划分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即便是在东南半壁仍然面临一个平原面积小的问题——如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甚至少于印度。同时我国平原地区面临着气候条件的挑战，比如华北平原降雨量较少，而我国几乎一大半的农业生产和工业都依赖于仅有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区。如我们聚焦于集中了我国最重要的人口经济活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冀）地区，其高密的特点更为显著。以苏州为例，每平方公里平均1251人，平均GDP达到1.8亿，而昆山的数据更高。戴星翼教授也指出，高密度并不是一切问题的源头，也不是说高密度和环境污染、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但是它确实带来了治理上的困难，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我们也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缓解高密度地区环境问题的道路。

接着，戴星翼教授向大家讲解了环境与生态保护的逻辑，他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来自其效率较高。更高的效率意味着土地利用效率更高，同样的要素投入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由于城市化更为节约土地，因此理论上就可以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自然保护、农业农村，这个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以日本为例，日本全国的工业规模是我国目前的一半，但是日本全国的工业用地只有1600平方公里，远远低于我国。对于高密度地区来说，怎样缓解其环境问题，首先就应该使其城镇化更有效率。人口与各类生产要素尽可能聚集于城市，确保将较大的空间还给农村和自然修复。污染控制要求生产力的集中，以保障基础设施的效率。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态系统的自然演进规律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反自然性质。例如新江湾城开发之前，其物种之丰富展现了免除人类干预的自然生态修复过程。而人类生态系统的特点是物种结构的高度简单化，农田、人工林、绿地，追求净产出的最大化。我们沿着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反方向走得越远，就越需要用更高的成本来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反自然特征。因此从逻辑上推论，生态文明能不能尽可能地向自然生态系统学习，以安排物种关系，一定程度上降低人类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戴教授指出，看上去绿色的东西，未必是真正绿色的。我们要绿地，是因为市民生活需要，如论生态服务功能，人工林比不上水田。诸如农村道路两侧修建城市绿地的做法，实际上是生态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是需要反思的。此外，我们还要理解什么是环境承载力。它是自然界通过物化吸收、降解、迁移、稀释等过程将污染物消纳的能力，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因为当一个地区环境承载力不足时，可以用投资来弥补。所谓超载式生态赤字，可能是人口经济荷载超过，更有可能是投入不足。

      那么如何通过优化发展方式获取环境收益呢？第一，摒弃GDP至上，不能为了GDP不惜一切代价。第二，提升低端经济。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的根本路径是技术进步、产业调整、能源升级。第三，需要向规划要环境效益。更合理的规划有助于更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需要构建城市生态服务体系，保护农村服务城市，让农村整体上成为城市的生态服务体系。第四，免除基层组织的招商引资责任和经济指标，例如上海已经取消了乡镇一级的经济发展指标要求。招商引资可以由更专业的机构承担，更关注服务业的进入。第五，进行乡村环境治理。

      最后，戴星翼教授就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城市密度与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等话题与现场听众们展开了讨论。